2020年12月31日20:30，武漢光谷國際網球中心，羅振宇“時間的朋友”跨年演講如約而至。

羅胖曾發(fā)下大愿望：跨年演講要連辦二十年。今年是第六場，也是倒數第十五場。今年的演講主題是——“長大以后”。

以下是跨年演講精華版全文，與你分享。

第一部分：開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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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件事，在我心里憋了半年，跟誰都沒說。因為我一定要把它帶到2020年12月31號的這個晚上，在這里，講給武漢人聽。

你看，這里有一堆糖果，但這不是一堆普通的糖果。過去的很多年里，這堆糖果曾經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很多著名展覽館里。它是一個藝術作品。創(chuàng)造這個作品的人，叫岡薩雷斯。

糖果的重量不多不少，正好是79.4公斤。這是他的愛人生前的體重。在人生最黯淡的時刻，藝術家岡薩雷斯，選擇用一種特殊的方式，來紀念他的愛人。

糖果的周圍，沒有護欄。來參觀的人，可以隨意拿走一些做紀念，吃了也行，帶走也行。

但是，每一天的展覽結束，岡薩雷斯都會給這堆糖果重新稱重，然后補齊被拿走的部分。就這樣日復一日，從不間斷。這堆糖果的重量，始終是79.4公斤。

生命是那么甜蜜，就像糖果。但生命終會流逝，就像糖果總會被人拿走。

但最重要的是不管發(fā)生什么，愛他的人，總會讓他一次次重生。

這個故事像極了過去一年間武漢人所經歷的那些美好、流逝和重生，也見證了愛的力量。在這里，向你們，向1500萬武漢人致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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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過了這一年，我有一個最大的感慨，三個字：不容易。

我們所有人都知道，能聚在這兒有多么的不容易。可是你們并不知道一個秘密：在此之前，我們?yōu)榭缒暄葜v準備了一個后手，一個B計劃。

在整個2020年的上半年，我的朋友們都在替我操心，如果到年底，大型場館活動仍然不能開放，你的跨年演講還辦不辦?怎么辦?是不是一個人拿一手機直播就算了?

我從一開始就告訴他們：辦，肯定得辦，而且肯定還是在體育館里辦。哪怕我一個人面對空無一人的體育館講完全場，也要辦。因為今年我們太需要一點確定性了。

我們同事說，為了避免我一個人站在場里太孤獨、太悲壯，可以在現場每個座位上擺一棵金橘樹。

連這些樹的名字都起好了，去年我們不是說了一個詞，叫“躬身入局”嗎?這些金橘樹，就叫“躬身入局橘”。

還好，今天還是有些人能來到這里，不是金橘樹。歡迎你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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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，有多少個時刻，我們不得不去設想各種各樣的可能性，做各種各樣的思想準備。我們終于感受到了什么叫壓力測試，什么叫留后手，什么叫底線思維。

我們想不到，我們買一只口罩都曾經那么難。

華為想不到，有人會把事情做得那么絕，買一顆芯片都那么難。留學海外的孩子想不到，回一趟家居然那么難。

家長想不到，今年的整整一個學期，孩子去學校上個學居然會那么難。

中國的電影院想不到，開個門會那么難。他們更想不到的是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中國居然還成為了全球第一大票房市場。

日本人想不到，這個夏天會那么難。2020年東京奧運會居然要推遲到2021年，而且可能還叫2020東京奧運會。這是奧運史上的第一次，多么魔幻的一次。

美國人巴菲特想不到，炒個股會那么難，活了89年，遇上了美股10天4次熔斷。

過去這一年，這張見證歷史的清單，我們還可以列很長。

世界從此不一樣了。今年，我們無數次凝視深淵，也無數次被深淵凝視。

我下面這段話，不帶任何情緒，但是今天開場，必須把它擺到桌面上。這是2020年中國人感受到的一重很重要的事實——

這40多年來，他們說全球化好，那我們就改革開放，一步步擁抱全球化。然后，他們說要脫鉤。

他們說要產業(yè)升級，我們以世界工廠的姿態(tài)承接了那些轉出的產能。然后，他們說我們搶了他們的工作。

他們說中國人不創(chuàng)新，老跟在他們后面學，我們努力了很久，真創(chuàng)新了。然后，他們說我們有威脅，不賣芯片給我們。

這就好比，他們三缺一，叫我去陪他們打麻將，我認認真真打，也就剛和了兩把，他們說他們三個人就要改玩斗地主，又不讓我上桌了。

這到底是為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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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其實就四個字，我們拿來作為今年演講的主題：

長大以后。

中國現在有多大?我們以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，生產了全世界53%的鋼鐵，57%的水泥，71%的彩電，76%的光伏板，78%的空調，86%的微波爐，88%的手機，90%的電腦。這么大的體量，確實很難讓別人再用40年前的眼光來看我們。

長大以后意味著什么?每個人其實都有體驗。

今天我在光谷，在武漢，說一個我自己的經歷吧。

整整30年前，1990年，父母送我來武漢上大學。就在距離我們演講現場5公里外的華中科技大學，當天晚上，我們一家三口，就住在學校的招待所。

我爸告訴我：“明天你就要正式報到了，你就是大學生了。打明兒起，社會不再把你看成是孩子了。今天，你說錯了一句話，我們可以出面，說一句孩子還小，不懂事。明天，你成了大學生了，你說錯了話，那你就是說錯了，你要自己想辦法去負責。”

當時我同時有兩種感覺，一種是說不清什么理由的豪邁;另一種是很明顯的恐慌。我還是那個我，但是別人對我的期待，對我的態(tài)度，一夜之間就完全不同了——原因只是因為長大。

過去我們常說，規(guī)模是一切問題的解藥。很多問題把規(guī)模做大，自然就解決了。

但是，很多時候，規(guī)模也是問題的根源。

長大了，很多問題都是新的，我們要獨自面對。2020年彌漫著一種情緒，就是覺得世界變了，此前的經驗沒用了。

就像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利亞斯·卡內蒂說的：“舊的答案分崩離析，新的答案還沒有著落。”

2020年很多人都熟悉這樣的感受，就好像腳下一路走過來的跳板猛然被抽走，面前卻是波濤萬頃的洶涌大海。

我倒是覺得，答案比我們想象的要多得多。即使有了這樣的2020年，不確定性在增加，但世界的確定性也比我們想象的要多得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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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有一個投資人叫王益和。我輾轉聽到了他的故事。他籌到了一筆錢，想搞扶貧。方式很簡單，不是直接給農民錢，而是買了20萬棵金絲楠木的樹苗，免費送給四川深山里的農民，讓他們種在房前屋后、山上路邊。

金絲楠木是極其珍貴的木材，但是長得特別慢，需要幾十年后才能成材。所以，過去只有人砍，沒有人種，所以野生的金絲楠木現在非常罕見。

王益和把樹苗免費送給村民，就一個條件，種下去后，短期內不許賣。村民在房前屋后種上這么100棵，幾十年后，怎么也值幾十萬。這就是村民的綠色銀行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這幾十年的時間，你該干嘛干嘛，不用為這些樹操心。

聽到這個故事，我的第一反應是震驚的。這個世界上居然就有這種事，只要你肯等，而且不需要你多做什么，那個長期確定性的收益居然就有。

好了，我知道剛才講的金絲楠木已經在你的心里種下了一個問題：咱得琢磨琢磨，是什么類型的事具有這樣的特點?不用操心，時間越久，價值越大。

想來想去，還真有一個地方也是這樣。學校給我?guī)淼淖畲蟮氖找?mdash;—而且時間越長就看得越清楚的那部分收益——是同學。

就像我自己，1990年到1994年，在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新聞系上學。當時一看周圍，一群灰頭土臉的同學，十幾歲的毛孩子，“誰的青春不迷茫”。

但是，畢業(yè)之后，將近30年，大家分頭奮斗。突然有一天就發(fā)現，我的同學們都成長為了各行各業(yè)的中堅力量。大家互相幫忙、守望相助的能力都在提高。

我的同學，他們的成就是他們的奮斗所得，但是我居然就能分享到他們成功帶來的光芒，而且這件事還是確定的。當然我的奮斗對他們來說，也是一樣的。

這個效應就用我們在場的所有人都熟悉的那個詞來命名吧，就叫“時間的朋友效應”。

什么是“時間的朋友”?說白了，就是在時光里，我也在長，你也在長，咱們從一開始結下的那一點點緣分也在長。

而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只需要做兩件事：第一，大家分頭努力，各自向好。這說的不就是同學的關系嗎?

第二，我們彼此認同、守望相助。認同一個東西，就是我們都是同一個共同體中的一份子，這說的不就是母校嗎?只要做到這兩點，“時間的朋友效應“就會出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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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時間的朋友效應”隨處都在，它是如此地普遍，以至于我們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，我們經常低估了我們身邊的人，低估了這個時代人才的密度。

著名的索爾維會議合影，攝于1927年。這張照片里面有愛因斯坦、居里夫人、普朗克、玻爾、薛定諤、海森堡、狄拉克、洛倫茲等等。

真有這樣的時刻啊，這么多頂級的大腦，居然生活在同一個時代，他們可以在一起開會，一起研究，一起爭論，一起通信，好幸福啊。

其實，開會的時候，他們并不會意識到自己身處在一個人類歷史上怎樣的群體當中。

這才是身處大歷史中的人真實的處境。

你身邊其實充滿了確定性，只不過，現在，你還不知道它的樣子。

還記得三十年前，我在武漢上大學的時候，有一次從學校騎自行車去磨山植物園。那是一次雨后，我一個人站在竹林里面，第一次聽到萬物生長，也就是竹子拔節(jié)的聲音。

我第一次意識到，原來生命生長，是有聲音的。噼噼啪啪，喧鬧得很，我知道，那是長大的聲音。

第二部分：本土時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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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這一年，心里一直在搞一場辯論賽。辯論的主題是：中國經濟未來會好嗎?

我的觀點是，中國未來經濟還會持續(xù)增長。我的反方--一個假想的懷疑主義者，說這事兒未必，有點看不清。

我堅信中國未來會好，原因很簡單，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話嗎?悲觀主義是個騙子，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，卻不讓我們參與改變。

我心里那個反方，那個懷疑主義者，開始陳述他的理由：說中國規(guī)模大、人口多，可現在中國不也在討論老齡化問題，不也在說人口紅利沒有了嗎?

你怎么知道未來中國還是全球供應鏈的中心呢?你怎么知道中國未來會不會被印度代替呢?

我也很緊張，就請教了戰(zhàn)略專家徐棄郁。徐棄郁老師給我看了一份智庫報告。

這是美國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2020年10月份做給美國人看的報告。這家智庫成立于1981年，在國際貿易和投資問題上是公認的最權威的美國智庫之一。

這份報告指出了一個事實，2008-2018年這10年間，中國制造業(yè)份額總體烈火烹油一般地在增長，但確實是有一部分低端制造業(yè)在向海外轉移。

那印度接住了這部分轉移的產能嗎?沒有。實際上，同期印度制造業(yè)增長的份額連1%都不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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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底是為什么呢?我先講一個故事。

有一家很大的中國制造業(yè)企業(yè)，前幾年，派了一個得力干將前往印度建廠。在他們工廠里，有個印度本地的小伙子干得挺好。

咱們中國廠長趕緊提拔了他。結果出事了，底下人不僅不服管，還經常打罵領導。為什么?

原因咱們中國人可能想不到--種姓制度。這個印度小伙子是低種姓，而他的手下有高種姓，根本指揮不動。

見客戶時，這個小伙子甚至不能進五星級酒店，不能和客戶同桌吃飯，那這工作還怎么開展?公司只好派他去分管一個邊緣部門，但有些印度員工還是意見很大。最終這個小伙子只能黯然離開。

你看，能不能成為全球供應鏈中心，不是簡單的規(guī)模大小、人口多少的問題，還有人的組織方式問題。印度的社會組織方式還沒來得及現代化。

徐棄郁老師說，印度要放棄那些傳統(tǒng)真的非常難，它缺乏把自己“嵌入”全球供應鏈的戰(zhàn)略決心，它要在全球供應鏈中取代中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經濟學家何帆老師，今年在他寫作《變量3》的過程中，我去請教了他。

他說，今年他的觀察重點，確實也集中在中國社會內部的組織方式。

何帆老師說一個國家，其實就跟一座橋一樣。橋修得越大，跑的車、過的人就越多。

但問題是，橋越大，橋的內部結構就越重要，橋內部的結構化、組織化水平就決定了它的承載能力。否則，橋的自重都會把它壓垮。更別提跑什么車，過什么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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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中國內部結構到底怎樣?中國人是以什么方式組織起來的?我們來看個例子。

聯想的武漢工廠是湖北出口額最大的一家制造工廠。

武漢封城那天，這家工廠也停產了。但是因為電子設備是疫情期間的戰(zhàn)略必需品，所以早在2月底，這家工廠就開始籌備復工復產了。

其中最關鍵的環(huán)節(jié)就是招工。最多的時候，一天招工的人數超過了一千人。到了3月31號，這家工廠萬人到崗，開動馬力生產。

回頭看這家工廠的故事，有幾點事實令我感到非常驚訝：

第一，電子工廠招的工人，要能認識英文字母，必須得能看懂機器上的英文指示;也必須認識物料的編號，才能避免上錯料;還要有一定的數學能力，因為交接班必須要做數據盤點。

武漢封城期間，居然能招到這么多高素質的工人。廠長齊岳告訴我，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招到如此多符合條件的工人，這是中國制造業(yè)多年的本錢、多年的積淀啊。

在全中國，曾經干過電子產品組裝的成熟工大概有上千萬人，僅在湖北一省就有幾十萬。這在其他國家根本不可想象。聯想在海外的工廠都只有千人規(guī)模，因為海外的勞動力狀況支撐不起武漢這樣萬人規(guī)模的大廠。

第二，在疫情期間啊，招來這么多人，得給工人做核酸檢測。在當時的武漢，這么大規(guī)模的核酸檢測是沒問題的。

但聯想在海外的工廠就千難萬難了：找核酸試劑難，找護士難，還得自己協(xié)調車和場地，現場遇到問題也不知道怎么解決，發(fā)現了發(fā)熱的員工更不知道怎么處理……

齊岳廠長跟我感慨，在國外，會感覺一個企業(yè)是懸浮于社會的，遇到事只能以個體的方式去解決，缺乏社會支持，寸步難行。

第三，在武漢，社區(qū)防疫措施也非常完善。所以社區(qū)和工廠構成了一個沒有缺環(huán)的防疫鏈條。

而聯想在印度、墨西哥和巴西的工廠，這一套就行不通。員工在工廠里戴著口罩，一出工廠門就把口罩摘了，工廠內部的防疫措施做得再好也白搭。

那現在這家工廠怎么樣了呢?我能告訴你的是，這家一萬多人的工廠，開足馬力生產至今，零感染;4月就實現100%滿產;6月還上了新的生產線。

不止這一家工廠，全武漢都這樣。一季度GDP掉了40%，二季度解封單季打平，三季度強勢轉正，前三季度，武漢的GDP在全國的大城市里，排進了全國前10。

武漢正在從“風暴眼”變成“風向標”。

關鍵詞： 羅振宇 跨年演講